1971年5月，尼克松总统提议由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同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会谈，中方表示同意。在当时冷战的国际格局下，为了防止来自美国右翼的干扰，尼克松决定中美交往绝对不能向外泄露，被白宫视为头号机密。6月30日，尼克松在一次白宫的例行通告中宣布，他的助手基辛格将访问亚洲。7月初基辛格果然先后访问了西贡、曼谷、新德里，参加了一些欢迎仪式，发表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讲演，在追随的西方记者看来，不过是白宫的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一名聪明的美联社记者注意到，基辛格的随行中有一位通晓汉语的外交官，但并没人能猜到基辛格的访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知晓基辛格秘密的“外人”，只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军。l971年7月8日，基辛格到达西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在参加了一个宴会后，追随采访的记者们被告知，基辛格有点胃痛，他的日程安排有了变动，需要在巴基斯坦山区的一处僻静的地方休息几天。第二天，基辛格同少数几位助手神不知鬼不觉地乘上了巴基斯坦总统的波音707专机，在中国外交部官员的接应下，于7月9日经中国西侧边境进入内地，抵达北京。在机场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迎接，随后即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谈。
7月11日上午，就在基辛格将原道返回巴基斯坦前的几个小时，双方经反复磋商，终于就尼克松访华达成协议。
近年来随着中美外交文件的解密，基辛格这段“神秘之旅”的细节已经公布于众，成为秘密外交的经典故事。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政府在邀请基辛格访华的同时，还邀请了另一位重量级的美国客人。有趣的是，两人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的行程，取道完全不同，先后只差一天，分别由东西两侧进入中国，但两人的访华目标却完全一致，到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
来自伦敦的“通知"
另一位受到邀请的美国客人就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赖斯顿。1971年6月，在中美“乒乓外交”开始不到两个月，《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突然接到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通知”，说可以给他一张访问中国的签证。赖斯顿欣喜若狂，随即讨价还价地为夫人也要了一张签证[10]。
当时中国内地对西方已经关闭了20余年，他渴望成为第一个应中国政府之邀到北京访问的美国记者。即使在全世界范围，也很少有西方记者能获此殊荣。当时尼克松政府已经放风可能要和红色中国正式接触，令美国各界十分震惊和好奇，新闻界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和任何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都十分关心。可是大多数媒体苦于无门，没法染指中国的新闻报道。据说，当年有些美国驻香港记者，每隔一两个月就去碰碰运气，申请去中国的签证，但得到的答复永远是“拒签”。
在美国新闻界，赖斯顿以总是能够千方百计地搞到好新闻而著称。当同行们问他有什么秘诀时，赖斯顿最常用的回答是：“我总是很幸运”。这一次，赖斯顿感到幸运的大门又一次向他敞开。但他心里并不清楚，北京为什么选择了他作为第一个正式接受邀请访华的美国记者。
赖斯顿(右)和基辛格(左)取道不同，目的都是到北京见周恩来总理(中右)
其实赖斯顿当时正忙于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即后来人们所知的《纽约时报》强行“发表美国国防部文件事件”。此事件表面上是《纽约时报》同白宫就报纸是否有权发表有关国防部的“机密文件”之争，但实质上却是新闻自由和政府管制的对抗。《纽约时报》从1971年6月13日刚开始连载国防部文件，白宫就通过地方法院下了“暂时禁刊令”。时报不服，双方僵持不下，“交战”达l5天之久。此战役经历了各级法院，最后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法院判决结果，《纽约时报》大获全胜，得以继续发表国防部文件。此事成为“《纽约时报》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1]。
在发表国防部文件的过程中，赖斯顿在他的政治评论专栏中以“自由与安全”为题展开讨论，旗帜鲜明地力主新闻自由，对政府的恐吓和威胁不屑一顾，坚持实事求是和新闻对读者负责的原则，为《纽约时报》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事件充分显示了赖斯顿新闻自由的理念和一贯行事风格，这也可能是中国政府邀请他来首先报道中国的原因之一。
《纽约时报》的胜利，让赖斯顿终于可以将手中的工作放下，开始他的东方之旅。1971年7月初，赖斯顿偕夫人莎莉飞往中国。这位无往不胜的大记者，一心想到中国去采访周恩来和毛泽东，发表几篇有分量的报道，在美国政坛再次引发轰动。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中国之行出师不利，陷入了白宫老对手的圈套。
错过了本世纪最大的新闻
同基辛格的总统特使专机待遇当然不能相比，赖斯顿夫妇选择了跳棋般的航空旅行。他们首先从美国飞到了日本东京，在那里转道香港号、到达香港后，发现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的边境人口是一座小铁桥，旅客要自行拖着行李走过铁桥，到达中国广东边境一个叫罗湖的小镇。赖斯顿当时不可能想到的是，不到10年后，此地就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镇——深圳特区，而二三十年后，中国的“开放政策”奇迹般地在一片农田上催生了一座有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
7月8日，赖斯顿夫妇从罗湖口岸一入境，就见到了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他们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官员金桂华先生，这是其他自行进人中国的西方记者所没有的特殊待遇。金先生除了全程陪同赖斯顿访问以外，还兼翻译。按照原计划，赖斯顿应该马上经广州乘飞机去北京访问。但到达广州后，中方陪同突然告诉赖斯顿，访问的行程有变化，请他在广州参观两天，原定去北京的航班不飞了，需要乘火车。赖斯顿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别无选择，只好“客随主便”。在中方陪同的坚持下，赖斯顿夫妇只好在广州参观了两天人民公社后，改乘火车，于7月12日到达北京。一路上，赖斯顿夫妇虽然享受着慢车上的“外宾待遇”，但还是解除不了他们心头的疑惑。
到达北京后，中方陪同安排赖斯顿夫妇住在当时专门接待外宾的新侨饭店。宾馆大厅正中的巨幅中国画黄山“迎客松”，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赖氏夫妇提出要同画家见面，中方陪同马上通过单位找到了作者。见面时，赖斯顿看到如此气势磅礴的画卷竞出自一位瘦小年轻的东方女子之手，感到相当意外，说：“我一直以为能够创作出这样有气势作品的画家应该是位魁梧的老者，你真了不起。”国画家刘福芳当年创作此画时只有40岁，她至今对赖斯顿的评价记忆犹新。赖氏夫妇还请刘福芳画了一张小幅的“迎客松”带回美国。
现在看来，除了对中国画的欣赏以外，这很可能是赖斯顿作为记者想深入了解中国民情的采访技巧。通过找到这位画家，赖斯顿夫妇可以同中国民众谈话，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在等待中国领导人接见期问，赖斯顿还参观了北京朝阳区的一家中医院，在针灸诊室里同针灸医生合影，背景是挂在墙上的针灸经络图，此照片后来也发表在《纽约时报》上[9]。
关于7月15日发生的事隋，赖斯顿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有过精彩的描述[10]。
赖斯顿后来回忆说，当中国“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陈楚告诉我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前访问北京”时，“我当时的感觉不是得到了独家新闻，而是好像尖刀刺身。”作为敏感的职业记者，赖斯顿马上就明白了他广州“受阻”的原因，并知道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深为错过了报道这一重要新闻而感到遗憾。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之下，他突然感到腹股部一阵刺痛，后来他回忆这是他患急性阑尾炎的最早征兆。所以他说：“虽然没有任何医学证据，但我想起来我患急性阑尾炎同白宫的基辛格有关。”
现有的医学理论还没有遭受精神打击可以诱发阑尾炎的学说，如果赖斯顿的疼痛部位再高一些，医生一定会怀疑他患了“心绞痛”。可是赖斯顿本人坚持他的“学说”，并写出来发表。据当时陪同赖斯顿的人士回忆，他的阑尾炎发作确实同精神打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