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它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几千年来，“治未病”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四个历史阶段，对人民群众的卫生保健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萌芽
中医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如阴阳学说、精气学说、五行学说等都源于古代哲学思想，“治未病”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也不例外，其形成同样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理论。 “治未病”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代，《商书·说命》日：“唯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预防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有备无患”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如《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管子·牧民》亦曰：‘‘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
形也，故祸不萌。”这种避祸防患的观念既而影响到医学界，开始有医家意识到疾病应早发
现、早治疗。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对齐桓公望色诊病，“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将深”、“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君有疾在肠胃问，不治将深”等。故《淮南子．人
间训》曰：“人皆轻小害易微之事以多悔，虽至而后忧也，是犹病者已倦(倦，剧也)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国语·楚语下》亦云：“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为之关筲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强调了疾病早期治疗，防止传变的重要性。这些朴素而原始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虽未形成
系统的医学理论，然观其主旨，实为“治未病”概念之滥觞。
这一时期，对“治未病”概念形成影响较大的，当属《易经》、《道德经》、《庄子》、《孙
子兵法》、《淮南子》等各思想流派。《易经·既济卦》日：“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既济卦是离(火)下坎(水)上，水在火上象。孔子在《易传·象》中解释此卦说：“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也就是防在于预，预在于思，其目标是“患”，充分反映了
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亦日：“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告诫人们事物在萌芽阶段易于被消灭，所以要居安思危，及时发现变化的征兆和苗头，采取相应的措施，形象地论述了“治之于未乱’’的道理。应用于医学方面即《道德经》第七十一章提出的“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若时常害怕生病而先作预防，就可以避免疾病为害。《庄子·盗跖》云：“丘，所谓无病自灸也。，’可见当时人们已经用灸法来防病保健了。《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军事著作，就其哲学思想的内涵来看，也包含有许多“治未病”的思想，如《孙子兵法·九变》日：“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体现了兵家“有备无患”的战略指导思想。《淮南子》则主张“治无病之病”，指出“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这些都为治未病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形成
“治未病”概念的提出，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有三处直接提及“治未病”。归纳起
来大致有四层意思。
1．未病先防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日：“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告诫医生和患者，应重视未病先防。这包括顺应四时，所谓“顺四时而适寒暑”(《灵枢·本神》)，“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形神共养，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2．治病萌芽
《素问·刺热》云：“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日治未病。”就是说，疾病初发，苗头初露，就要及时采取措施，积极治疗。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
“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素问·八正神明论》更指出：“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后世张景岳释日：“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
3．待衰而刺
《灵枢·逆顺》说：“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日：上工治未病，
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在针刺治病时，对于病势猖獗的病证，要避其猖獗之势，选择适当时机。正如《素问．疟论》所说：“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
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经言无刺熵熵之热，无刺浑浑之
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治也。”
4．既病防变
既病之后，防止疾病传变，亦谓之“治未病”。《素问·玉机真藏论》指出：“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后《难经》、《伤寒杂病论》等根据这一规律有进一步论证。
《难经·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日治未病焉。中工者，
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日治已病也。”《难经》运用五行乘侮的理论，并以肝
为例，突出体现了在既病防变中如何防止疾病传变，丰富了《素问·玉机真藏论》中有关疾
病传变的论述。
三、发展
汉代，张仲景发展了《黄帝内经》、《难经》中“治未病”的思想。在《金匮要略·脏
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列“上工治未病”于首条，告诫人们平时就应注意“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只有“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均说明如果能内养正气，外慎风邪，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并重视“治病萌芽”，提出“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的有病早治的思想，具体采取的防治措施，如“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张仲景最突出的贡献是实现了对“既病防变”思想的具体应用，在《金匮要略。脏腑经
络先后病脉证》中遵《难经》之意，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并创“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所以“防变”还当根据临床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成为
既病防变灵活运用的经典论述。书中处处蕴含着既病防变的思想，如《金匮要略‘痉湿喝病
脉证并治》曰：“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动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
之。”太阳病虽在表，有里传之势，为发痉先兆，若不加治疗，将发展成角弓反张、卧不着席的痉病，故选用葛根汤以生津养筋；《伤寒论》第八条云：“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
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即是根据六经传变规律，
预先针刺阳明经穴位以防太阳病邪气内传；又如《伤寒论》第六十五条，由于“发汗后，其
人心下悸者”，“欲作奔豚”，予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使奔豚将发而未发；以及治阳明腑
实证所创三承气汤急下存阴法，皆是为“治未病”的典范。
张仲景的“治未病”思想还包括“病后防复”，即病后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疾病的
复发。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谓：“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
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强调适其所喜，避其所恶，选用适当的治疗药物和护理方法。并在《伤寒论》中于六经病篇之后，设有《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证并治》，指出伤寒新愈，
若起居作劳，或饮食不节，就会发生劳复、食复之变，从而示人疾病初愈，应慎起居、节饮
食、勿作劳，做好疾病后期的善后治疗与调理，方能巩固疗效，防止疾病复发，以收全功。
华佗强调运动健身之法，也是“治未病”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
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户枢不朽是也。”认为运动有强健脾胃的功能，可促进饮食的消化输布，使气血生化充足，气血流通，而健康长寿。《后汉书·方术传》载其创“五禽戏”，“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五El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同时，还提到“从天地阴阳”、“调神气”、“慎酒色”、“节起居”、“省思虑”、“荣滋味”等，都是未病先防养生保健的重要原则。
晋代，中医治未病思想也有广泛运用。范汪所著的《范东阳杂病方》中即有灸法防霍乱
可使人“终无死忧”的记载，并把这种防病的灸法称为“逆灸”。葛洪提倡导引和药物预防
保健，“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或伸展，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
或吟，或息，皆导引也”，“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中药养性”，“下药除病”。
《肘后方》还论述了艾叶重灸住室，可防止传染性疾病蔓延。
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寒冷地区用灸法预防小儿惊风的民间习俗，“河
洛间土地多寒，儿喜病痉，其俗生儿三日，喜逆灸以防之；又灸颊以防噤”。同时，巢氏还反对不分寒热一律给新生儿逆灸的做法，体现了灸法保健也要辨证施灸的思想。
四、成熟
唐代，“治未病”理论已经比较成熟。最具代表者当属孙思邈，其在《千金要方》中言：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将疾病比较科学地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反复告诫人们要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并将“治未病”作为评判好医生的标准。因此，孙思邈倡导积极养生，认为治未病主要从养生防病和既病早治着眼，在《千金要方》中载有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和措施，很有实用价值。如提出用针刺预防中风，“唯风宜防，针耳前动脉及风府甚良”；并创“苏酒方”以“辟疫气”，“一人饮之，一家无疫；一家饮之，
一里无疫”；在既病防变方面提出有消渴病的防变措施，“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虑有大
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问发痈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
宋代，治未病思想同样受到了医家的重视。如南宋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提及刺泻
风门，可令背不痈疽。又明言脐灸有壮元气之功效，能强壮身体，延年益寿。窦材在《扁鹊
心书·住世之法》中则将灸法列为各种养生保健法的首位，主张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
脘以防病摄生，而且要求早灸、多灸，“若灸迟，真气已脱，虽灸亦无用矣。若能早灸，自然阳气不绝，性命坚牢。”并指出熏灸关元于无病时可预防保健，在既病后可防病传变。《太平圣惠方》载有“将中风之候”，“未中风一两月前或三五个月前，足胫上忽发酸重顽痹”，提出“便须急灸三里穴与绝骨穴”，以预防中风，这对后世运用针灸防治中风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张杲在《医说》中认为“若要安，三里莫要干”的原因，是“三里者，五脏六腑之沟渠也，常欲宣通，即无风疾”，因此，灸足三里亦可预防中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载有：胎儿初生，即“俗以黄连汁压之”以清解胎毒，能防胎中诸疾。认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当摄生防邪侵，用药宜小心谨慎，“或无下证，慎不可下也”，“凉药久则寒不能食”。
元明时期，医家亦主张“摄养于无疾之先”，大都是对《黄帝内经》中“治未病”概念
的延伸。如元代邹弦所续宋代陈直的《寿亲养老新书》中提及，按擦涌泉穴可“终不染痒，
面色红腻，腰足轻快”。《丹溪心法》云：“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
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
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认为治未病始终要重视脾胃的调养，以扶助正气，抵抗邪气。“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其论著反复阐述脾胃与元气的关系，“养生当实元气”，“欲实元气，当以调脾胃”(《脾胃论》)。
明代的张景岳云：“故在圣人则常用意于未病未乱之先，所以灾祸不侵，身命可保。”强调体质强弱在治未病中的关键作用，“脏病唯虚者能受而实者不受，脏邪唯实者能传而虚者不传”。汪绮石著《理虚元鉴》，虽是治疗虚劳病的专书，但也有鲜明的“治未病”特色，提出“虚劳当治其未成”，认为若病已成而后治之则“病虽愈亦是不经风浪”；“令其善为调摄，随用汤液十数剂或丸剂胶剂二三斤，以断其根，方为善策。”万全的《育婴家秘》也体现了预防为先，不治巳病治未病的理念。其提出“育婴四法”，即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病。实质上加强了小儿先天、后天之本。小儿先天充足，后天强盛则邪不可干，故孕育正常，生长健康，发育良好，疾病免生。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对艾灸神阙防病保健，延年益寿的运用十分广泛，《医学入门》、《类经图
翼》、《医学汇言》中分别对于灸此穴的时间、灸量及有关验案都有具体描述。如《类经图
翼》载隔盐灸神阙穴“若灸至三五百壮，不唯愈疾，亦且延年”。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
还详细记录了应用艾灸预防中风，“但未中风时，一两月前，或三四月前，不时足胫发酸发
重，良久方解，此将中风之候也，便宜急灸三里、绝骨四处，各三壮。”
清代，治未病思想更趋完善。喻嘉言深谙治未病要义，所著《医门法律》以“未病先
防，已病早治”之精神贯穿始终。如《中风门》中的人参补气汤便是抵御外入之风的绸缪之
计。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提出：“夏月三伏用药贴敷肺俞、膏肓俞、百劳等穴，可预防哮
喘冬季发病。”更是发展了“冬病夏治”的防病复发思想。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也体现未
病先防的思想，其专篇列有“记未病以前之形状”，载有中风之先兆症状34种，提醒人们
“因不痛不痒，无寒无热，无碍饮食起居，人最易于疏忽。”叶天士将治未病思想广泛应用于温热病中，其在《温热论》中指出，对于温热病控制其发展变化的积极措施“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温病属热证，热偏盛而易出汗，极易伤津耗液，故保津护阴属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举，是控制温病发展的积极措施。同时根据病人体质采取不同的原则及方药，以防传变。如对素体阳气不足者，治疗时注意顾护阳气，即《温热论》所述“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盛则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也?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对于素体阴虚者，则指出“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息，灰中有火也”。这种辨体质、先安防变的用药方法，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其后，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不厌其烦地提出保津液和防伤阴，指出温病易伤阴动风而致痉，所以要“于其未痉之先……以法治之，而痉之源绝矣”，“全在见吐泻时，先防其痉”，若“热邪深入下焦，脉沉数，舌于齿黑，手指但觉蠕动，急防痉厥，二甲复脉汤主之”，用以养阴清热息风防痉厥，与叶氏“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意吻合，充实了治未病思想的内涵。吴氏还认为温病瘥后，最易因食而复，强调病后防复的重要性，“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不可即食，食者必复……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预防为主”．一直是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为会议题词“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成为我国最早的卫生工作方针，“治未病”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随着国家疾病防控与卫生监督体系逐步完善，科技水平提高，部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已得到控制或基本消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明显的改观。麻疹、白喉、百日咳、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结核病、乙肝、艾滋病等防治也取得明显进展；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得到重视和加强，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精神病等，开展了社区综合防治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地方病的防治，如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学发展趋势“由以治病为目标对高科技的无限追求”，转向“预防疾病与损伤，维持和提高健康”，给“治未病”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6年3月，国家l6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将“人口和健康”作为重点领域之一，明确提出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相结合的方针，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关键技术，显著提高重大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2007年1月，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特别提请大家思考和研究一个问题。中医学有一个理念：‘上工治未病’，我理解就是重视预防和保健的医学，也就是防患于未然。如果预防工作做得好，身体强壮，抵抗力增强了，不生病或少生病不是更好吗?”吴仪副总理一语道出了中医学思想的精髓，符合“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治未病”的理念和实践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中医“治未病”的新纪元。2008年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台了《“治未病”健康工程实施方案(2008～2010年)》，紧接着，遴选确定了两批共46家“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涉及l7个省(区、市)和局直属直管医院。同时确定了上海、广东为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试点省市，开展区域性试点工作。研究制定了“治未病”科研规划，组织实施了一批科技项目并及时转化推广成果。2009年1月，在第二届“治未病”高峰论坛上，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同志说：“中医药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理念，顺应了当今健康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顺应了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新趋势和世界医药市场的新需求，其精髓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下，‘治未病’将开启中医药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