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高尔斯顿(Arthur W．Galston)博士评价自己是“一个偶然的生物学家”(An accidental biologist)，其原因是小时候家境不宽裕，只有读农学院可以免学费，因此放弃了当医生的梦想，上了伊利诺伊大学(UIUC)。照此逻辑，我可以算是“一个偶然的中医”，因为我小时候梦想当一名航天工程师，从未想过要当医生。在我考大学的那个年代，需要服从分配，我阴错阳差地被分到了中医学院。到了学校才发现，同我命运相同的人很多，多数新生对中医都毫不了解，或是盲目崇拜，或是鄙视，学习了5年后还是有点糊涂，经过数年的临床实践，才有点醒悟，中国内地这种培养中医的制度可以称为“先结婚后恋爱”。
做了几年“郎中”以后，我于1987年1月到美国留学，主攻生物和分子免疫学。也是由于经济的原因，我选择了给我全额奖学金的伊利诺伊大学，一不小心同赖斯顿(1932毕业)和高尔斯顿(1943毕业)都成了“校友”，只不过我博士毕业那年已经是90年代了。
由于我的中医背景，所以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中医和针灸在美国的发展情况。记得我刚到美国不久，并不知道当时美国针灸发展处于“低潮”，曾向中国内地的同行报告说：“美国没有针灸热，至少现在没有。”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美国可能隐藏了一段不为中国人所知的针灸历史，这段历史还没有人做过认真的研究。作为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留美学者，我觉得有责任揭开美国针灸热的“秘密”，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于是，我在从事“养家糊口”的工作之余，自愿步入研究美国针灸史这个“冷门”领域。十几年下来，我“挖掘”出了很多有关美国针灸热的历史故事，将一些美国针灸史的片段写成文字不等的文章，发表在《世界日报》星期日的《世界周刊》和其他媒体上，先后发表了近l0多万字。文章发表后我意识到，这些“副业文章”有很多读者，同我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主业文章…‘无人问津”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记得有一位美国科学家曾经说过，平均下来，发表在专业杂志上的文章只有5位读者，其中还包括文章的审稿人。《世界周刊》是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刊，据说发行量达30万份，读者面极其广泛。我所认识的中西医生中有很多人都读过我的文章，通过文章我还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些读者还搜集我的文章，也有的针灸学校老师用我的文章做教材讲给学生听，还有的读者在会议上遇到我时索取签名。这充分说明大众对中医药文化和中美交流历史的兴趣，人们渴望了解中医针灸在美国的真实状况，这些都是对我“义务”从事这项研究的激励。
在研究美国针灸热的历史中，我还有机会结识了众多为针灸西进作出过贡献的东西方人士，其中包括中西医生、记者、政客，以及众多受益于针灸的患者。尽管我与其中的一些人至今未曾谋面，有些前辈已经过世，但我自觉已经成了他们的朋友，甚至成了赖斯顿的“粉丝”。在研究有关史料中，我深深地为他们的行为所感动，可以说这本书也是为他们而写的。
历史事实和中西医临床实践的经历改变了我原来对中医针灸的理解，迫使我要从整体的角度去看一个局部事件，用社会、历史、科学和医学等不同观点来理解中医针灸，需要收集大量的信息和史料，用结果来推测原因，类似中医的“望、闻、问、切”和“治病求本”。在美国多年来，我尽力收集一切有关针灸的文字资料、纪念文物、散在民间的传说、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及封存在老报纸和IEI杂志中各种关于针灸的报道，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拼出一幅美国针灸热的历史图画。
至于这本书所描绘的美国针灸热史画是否完整，答案不会是肯定的。本书的内容会受限于我的资料占有和知识半径，尽管我努力寻找最原始的资料，对重要史实采用“三头对证”的方法，避免过度强调本人的主观推测，但仍然难免有失真和笔误之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构建一个美国针灸热的粗略框架，并告诉读者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希望对此领域有兴趣的学者和读者进一步深人研究美国针灸的历史，也非常欢迎读者提供新的资料和纠正书中的任何谬误，对于一切有学术价值的建议和资料，如有机会再版时定会采纳，联系地址tcmaa2004@yahoo．eom。
能完成此书，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应该感谢历史给予我的机会，使我能够赶上“上山下乡”，“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以及“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机遇，让我能成为一名中医师、西医师及生命科学工作者，能够站在一个与常人不同的角度观察中西医，从事基础生命科学研究，并亲身参加中西医临床实践，还有机会深入研究针灸传人美国的历史。在几十年的学海生涯中，让我受益的恩师、前辈和同僚数不胜数，恕我不能在此一一列出。
我特别需要感谢美国《世界周刊》的编辑，为我提供发表早期文章的园地；感谢赖斯顿的儿子汤姆斯等家人，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允许我使用一切有关赖斯顿的信息和资料；感谢吴蔚然院长、李占元医生、金桂华大使等“历史见证人”和很多热心的联系者，为我研究美国针灸热的起源提供了关键的史料；感谢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王波先生、镜报月刊的莫利亚女士、中新社的龚文莫先生及世界日报记者曾惠燕女士等新闻界朋友，对我挖掘出来的美国针灸历史资料的热心报道；我还要感谢中医界的同行和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的诸多会员，以及我的许多患者和无数读者，是他们的反馈和鼓励使我下决心完成这样一部书，成为我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最重要的“激励因素”。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和无名编辑——我的夫人王庆丰，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就不会诞生这本书。
李永明
2011年夏
美国新泽西桥水斋
TCMAA2004@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