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特自认为破解过一个著名的社会问题：罪犯们都到哪里去了?
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犯罪率是世界知名的。凶杀、抢劫、吸毒无所不有，这不仅仅是好莱坞大片的渲染，统计数字也清楚地表明，美国大城市犯罪率在20世纪50～80年代居高不下，导致中产阶级远离城市，很多大城市的中心变成废墟，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令民众和政客们十分头痛，有人甚至预测对犯罪的失控会毁掉美国这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可是，进入90年代后，美国各大城市的犯罪率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下降趋势，凶杀和抢劫大案逐年锐减。究其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最常见的解释有：经济增长、人口老化、警力增加、毒品交易变更、法律改变、政客功绩、技术进步和自然消长等理论。
列维特对上述各种流行的说法并不满意，因为没有一种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美国大城市的犯罪率会在90年代初骤降，而不是在其他时间，并且下降是全国性的，不仅限于几座大城市。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后，他提出了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学说，认为美国90年代犯罪率开始降低的原因是“1973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女孩赢得了一场官司” ［144］。
原来，美国在70年代以前，堕胎是非法的。很多意外怀孕的女人，尤其是未婚女孩，由于法律的束缚，只能被迫将孩子生出来。这种对女人不平等的情况，却因为一个法律诉讼发生了改变。l970年，得克萨斯州一位叫诺玛‘麦克卡威(Norma McCorvey)的怀孕女孩决定起诉地方立法机构，要求取消禁止堕胎的法律，在多方面的支持下，案子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于1973年1月22日终审判决为麦克卡威胜诉。这一裁决在美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等于宣布全美国堕胎合法化，随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大部分州后来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对于想要终止早期妊娠的孕妇，即便是在所居住的州不能合法堕胎，也可以到邻近的州去做手术，从此怀孕的女人有了自己的选择，但由此引发的社会影响和变化也是多方面的。
敏锐的列维特推断，正是最高法院N这_NN决，降低了美国的犯罪率。理由是很多意外怀孕所生的孩子，缺少父母的照顾，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往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成为gUL，流落街头，这个人群犯罪率很高，大城市中尤其严重。而堕胎合法化的一个意外的结果是大大减少了这批犯罪率很高人群的出生率，由此导致城市的犯罪率下降。从时间上看，堕胎合法化法律于1 973年正式生效，那些没有生下来的孩子到了90年代初正好应该进入成年期，也就是犯罪的高峰期。由于他们很多没有来到世上，犯罪率当然会降低了。所以，列维特对“罪犯们都到哪里去了?’’的回答是：很多没有生下来，而引发的原因是20多年前一位得克萨斯州怀孕女孩的诉讼案。
列维特的理论不但在时问上解释了美国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的现象，还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时期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城市都出现同样的情景，也能解释为什么犯罪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近年来的稳定状态。当然，列维特也承认其他社会因素对犯罪率下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个结论一定让那些经常“贪天之功归己有”的政客们十分沮丧，但经过严谨推理得出的结论显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仔细读过列维特教授在他书中分析的种种社会事件的起因，会发现很多重大的社会事件的发生都有4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事件的主要起因往往要等到事件过去之后才能找出，也就是说只有“事后诸葛亮”才能看清事实；第二，事件发生中往往是当局者迷，圈中人并“不识庐山真面目”；第三，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关系，肇事者经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第四，深层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利益往往是驱动事件产生的原动力，也就是说人们“无利不起早”。
按照列维特分析的模式来看美国针灸热的起因和结果，会发现“美国针灸热”不是完全偶然的事件，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同列维特分析过的很多重大社会事件一样，在看似偶然的巧合中，“针灸热”的发生有其内在原因和动力，完全具备重大社会事件发生的4个共同特点：
第一，只有“事后诸葛亮”才能看清事实。所谓“美国针灸热”共持续了将近10年，从70年代初开始，经过70年代中期的高潮，到70年代末结束，经历了一个自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很少有人能够在事发前或初期，对针灸热的发展过程作出准确的预测，甚至很多美国针灸和医学界的人士并没有意识到有美国针灸热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事件的起因更是众说纷纭，有关针灸热的民间传说大多经不起推敲，直到20多年后，其历史价值才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关事实和当事人才开始浮出水面。只有在事件发生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人们才可能对针灸热前因后果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并按照时问顺序确定各种事件和人物的历史作用，最后对美国针灸热的发生和结果作出一个比较符合逻辑的解读。
第二，当局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同很多重大社会事件发生的情景相同，美国针灸热发生时也是“当局者迷”，无论是《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还是北京反帝医院的针灸师李占元，都不晓得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会同后来的针灸业有什么关系。赖斯顿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医学界公认是他的文章点燃了美国针灸热，李占元医生也是一样，30多年来不为人所知。至于其他对美国针灸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例如最初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和医生以及众多记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不识庐山真面目”，并不知道自己在美国针灸热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肇事者”经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意思的是，被公认为对美国针灸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故意”宣传和推广针灸。赖斯顿因住院期间“没有什么其他可写的”，才将自己的针灸经历写成报道，他还在文章中一再声明自己没有资格对针灸作出评价。李占元也是因为值班，才用针灸治疗了一位美国病人，事后几乎完全忘记了细节，甚至没有按规定在病历上留下治疗记录。至于后来访问中国的大批美国客人，参观针刺麻醉也多数出于好奇或是主人的安排。尼克松访华对美国针灸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发展美国针灸业一定不在他的访华计划中。就连当时中国政府对针刺针麻的宣传和推广，也是出于“针灸外交”和解决国内医疗资源匮乏的需要，并非有意将针灸疗法推广到全世界去。然而这一切“无心插柳”之举，却导致了针灸在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成荫”的结果。
第四，社会需求和经济利益是事件发展的原动力，人们“无利不起早”。美国70年代正是“医学自由”兴起的年代，人们开始厌倦了正统医学(西医)的一统天下，其他徘徊了多年的非主流医学体系(比如整骨医学和整脊医学等替代补充医学)开始进入改革阶段，要同正统医学一分天下。经历了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社会更加自由和多元化，民众对各种医学疗法发生兴趣，美国各族裔移民的增加和多种宗教信仰的共存也要求医疗多元化。很多患者意识到，对于很多常见疾病，正统医学并没有理想的疗法，人们在享受着工业化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于医学未能同步进展感到失望，寻求治疗常见病的安全有效疗法成为广大患者的渴望。所以，当美国人听说神奇的中国针灸疗法时，他们看到了希望，引进中国针灸除了符合民众需求以外，针灸热的出现还能满足很多人群的“利益”。美国西医界是被迫卷入针灸热潮的，很多涉及针灸的人物立即成名，接着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名利双收”的现实，让很多人加入到针灸师的队伍中来，加速了针灸的临床发展和美国针灸业的形成。就这样，在社会需求和利益的推动下，美国针灸热一发而不可收，保持了可持续发展。为什么说是赖斯顿点燃了美国针灸热
在1971年，赖斯顿并不是第一个报道针灸的美国记者，不是第一个在中国参观针刺麻醉手术的美国人，也不是第一个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美国记者，但赖斯顿确实是第一个被中国政府邀请访华的美国记者。
赖斯顿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题目并没有提到针灸，只是文章讲述阑尾手术经历时“顺便”提到了针灸。从专业角度来讲，他的科学知识有限，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生，而在他先后，有很知名的美国科学家和医生在中国参观了针刺麻醉，回到美国后也发表过相关文章或接受了媒体采访。先于赖斯顿访华的《纽约时报》记者杜尔丁和托平于1971年4月和5月发表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中国针灸［14］。美国麻醉医生福克斯在1972年为一本流行针灸书写的序言中就曾提醒读者“不是基辛格发现的中国，赖斯顿也没有发明针灸”[78]。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毫无争议地将引发美国针灸热这个“殊荣”归于赖斯顿，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在于赖斯顿做了一件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事，就是他在中国因病亲身尝试了针灸!历史就是这样，在偶然中含有必然。赖斯顿不幸患上了阑尾炎应属于偶然(白宫基辛格导致他患阑尾炎的学说尚没得到医学研究的证明，只能说是“偶然”)，但当中国医生问他是否愿意接受针灸治疗手术后腹部胀痛时，他欣然回答“愿意”。了解赖斯顿的人都不会奇怪，这是他的“必然”答案。作为一个记者，赖斯顿好奇、敏感、富有牺牲精神，为了搞到好新闻，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中国医生给他一个尝试当时最盛行的针灸疗法的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勇敢地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针灸治疗之后，效果不错，出于职业敏感，他窥视到了其中的新闻价值，于是“开刀记”应运而生。他非常清楚针灸是他的“卖点”，同时，还不忘提醒读者他不懂医学，没有资格对针灸作出评价，这种“低调”的做法，在美国读者中恰恰起到了“欲擒故纵”的作用，他的文章给读者留出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诚然，赖斯顿头上有诸多光环，比如美国人最信赖的大牌记者、《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敢于同白宫对簿公堂的新闻人物、第一个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邀请访华并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美国记者等，对人们记住他对针灸热的贡献确实有帮助。但事实表明，几十年后，人们记得最牢的，仍然是“一位美国记者在中国接受了针灸治疗”，这条新闻引发了美国针灸热完全是偶然中的必然。
为什么“美丽传说"经不起考证的推敲
本书开始，叙述了一个在美国广为流传的关于针灸热的“美丽传说”：“在尼克松首次访华团成员中，有一名年轻的随团记者，在中国患了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医院。中国医生在做阑尾切除术时，没有用麻药而是用了针刺镇痛麻醉，手术十分成功。这位记者回美国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
在这个短短的“美丽传说”中，至少有5个明显的错误：①赖斯顿未曾随同尼克松访华，而是先于尼克松7个月访问了中国；②他当时并不年轻，l971年已经62岁；③在北京他患了阑尾炎，住的不是北京医院，而是“反帝医院”(原协和医院)；④中国医生没有使用针刺麻醉，而是用了常规局部药物麻醉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因术后腹部胀痛，他自愿接受了针灸治疗；⑨赖斯顿的“开刀记”完成在医院的病床上，《纽约时报》没有等到他回国就在头版发表，此文被公认是美国针灸热的导火索。
1971～1972年中美交流刚刚开始，美国人隔着“竹帘”看中国，充满好奇和猜测，中国人也在雾里看花，不晓得“纸老虎”的真面目。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种种关于针灸热的传说就不奇怪了，广大民众对官方的政治宣传感到厌倦后，各种传说和小道消息就有了“用武之地”。其实，大部分传说在开始都有一些根据，只是随着后来的流传，逐渐演绎，添枝加叶，张冠李戴，乃至充满了想象。如同《三国志》变成《三国演义》一样，历史记录虽然有价值，可是要比传说显得严肃呆板。有关针灸的传说，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将诸多事情加到一个人身上，就出现了虚构的“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在时间上，人们想象此事发生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更合理，于是这位记者就成了尼克松访华团的“随团记者”。当时美国电视转播和报纸杂志充满了有关中国针刺麻醉的手术报道，于是乎，赖斯顿的“术后针灸”就被误传为“术中针灸”。更有甚者，还演绎出“中国医生在阑尾手
美国针灸发展历程
美国针灸热历程图
术中秘密使用了针刺麻醉，手术成功后才告诉美国人”，使其听起来更像是外交中的传奇故事。就这样，美国民间出现了一个个美丽但并不符合史实的传说。同其他历史故事一样，这样美丽的传说比真实的历史传得更快更广，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