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赖斯顿《纽约时报》文章对针灸发展的贡献和考证历史，由笔者提议，于2006年1月19日，由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世界针灸联合会及美国中医药专业学会在北京共同主办了“纪念针灸西进美国35周年座谈会”。特别邀请了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针灸专家、针刺麻醉研究专家、针灸和中医学会的领导莅会和发言。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赖斯顿在“开刀记”中所提到的最关键的3位人物，吴蔚然院长、金桂华大使和李占元医生。这
3位事件的“亲历人”在事发35年后第一次会面，他们的发言为解开赖斯顿在北京手术和针灸之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
我首先报告了美国针灸热发生的背景和史料，70年初美国媒体及民众对中国针灸和针刺麻醉的热烈反响，以及后来针灸在美国的持续发展。我认为，针灸术是继中餐后又一传遍西方的中国文化的精粹，可同中餐、功夫、中药共称为“新四大国粹”，也是中国真正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影响的一个领域。可是，有关美国针
赖斯顿(中)在“反帝医院”接受心脏病专家方圻(左)医生会诊
灸热发生起因和历史真相，一直不为人们所知，尚缺少详尽的学术研究和考证。在美国和中国虽然有很多关于美国针灸热的民问传说，但大多数未经证实，有些甚至是以讹传讹。经过查阅大量美国历史资料和采访多位学者和医生，美国针灸热的起点被锁定在1971年7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赖斯顿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一次阑尾切除术后的针灸治疗，患者本人据此经历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
我还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赖斯顿的文章“开刀记”，赖斯顿在文中首先开玩笑说自己在为失去的阑尾“发讣告”。说到发病的原因，他将自己突发阑尾炎归于他的政治对手白宫要员基辛格，言外之意，是由于基辛格作梗，使他没能赶上广州到北京的飞机，不得不改乘火车，结果错过了尼克松即将访华这个重要新闻。在巨大的精神打击下，他当即出现了下腹疼痛，随后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赖斯顿还说，一到“反帝医院”，他就看到了墙上有关“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使他有些担心。但他在医院里受到的中国医学专家会诊和精心治疗，很快解除了他的疑惑和担忧。他还有幸亲身体验了针灸治疗，对治疗过程在文中有详细描述。对于大批医学专家为他进行精心的身体检查，赖斯顿诙谐地说，他感到自己像一只搁了浅的白鲸鱼，在医学展览会议上供人参观，会诊最后结束时，他真感到一种解脱。在赖斯顿的档案中，我找到了一张能证实赖斯顿说法的照片。照片中，赖斯顿光着上身坐在病床上，几位中国医生在为他检查身体。我还提及了赖斯顿家人的回忆，并转达了赖斯顿家人对大家的问候和感谢。当与会者听我讲述了赖斯顿的故事和赖斯顿的幽默后，不时发出阵阵的笑声。
关于标语的特别注明：赖斯顿的原文为：“The time will not be far off”It said，“when all the aggressors and their running dogs of the world will be buried．There is certainly no escape for them．”［10］，赖斯顿夫妇应该看到的是英文毛主席语录标语，这段话的中文原文可能是出自毛主席l970年5月20日的声明(5·20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其实，这样的标语在中国当时很普遍，与他同时访问中国的基辛格也看到了同样的标语，在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及。
我在会上特别强调，到当时为止，赖斯顿的针灸故事还只是“一面之词”，尚未经过当事人或权威历史记录证实，这在历史研究上是不能最后定论的。十分庆幸的是，35年后我们还能够找到所有中方最关键的当事人，请大家出席研讨会，共同回忆和探讨历史真相。
吴蔚然院长、金桂华大使、李占元医生先后在会上发言，回忆了赖斯顿当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接受手术和针灸治疗的过程。由于他们各自的工作不同，对事件了解的角度也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尽管他们都知道赖斯顿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客人，但没有想到他的文章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更没有想到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竟然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连赖斯顿本人也没有想到。座谈会上，当事人的回忆使赖斯顿在协和医院的经历更加清晰，最重要是还澄清了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事实。
吴蔚然院长还为座谈会带来了“协和三宝”之一，即赖斯顿当年的住院病历，这份病历显然为研究赖斯顿住院的情况提供了最可贵的原始记录。吴院长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做事一丝不苟，讲话严谨认真，实事求是。他回忆说，当时赖斯顿因阑尾炎住院，医院上下都十分重视，院内外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诊，实际上病情很简单，得出的一致结论就是阑尾炎。他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总理曾亲自过问病情，要求手术必须万无一失，防止术后感染。手术由吴医生主刀，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术中发现病人的阑尾确实肿胀发炎，还伴有轻度腹膜炎，病得实在不轻。由于病人较胖，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病房里没有空调，医生们担心并发感
2006年，李占元、吴蔚然、黄羡明、金桂华、李永明终于会面(左至右)
染，手术中使用了抗菌素清洗腹腔，还静脉给了抗生素，以减少感染的可能。结果术后恢复得很好，没有发生任何感染，之后病人痊愈出院。
事情过去了35年，吴院长的回忆算是给赖斯顿彻底平了反，他证明赖斯顿当时确实病得不轻，绝对不是为了套取好新闻而装病住院。但对赖斯顿在文章中声称是白宫的基辛格导致他阑尾炎发作，吴院长似乎不大认同，他说行医这么多年，还不知道精神打击可以引发阑尾炎，心脏病倒是有可能。吴院长对赖斯顿的敬业精神表示敬佩，在术后不久，就看见赖斯顿坐在床上开始打字，只是不知道他在写自己的开刀故事。作为外科医生，吴院长对针刺麻醉的作用有所保留，认为当时宣传有问题，不够实事求是。后来，吴院长作为中国第一个访美医学代表团的成员访问美国，遇到很多美国同行询问针刺麻醉问题，吴医生均实事求是地介绍了针刺麻醉的使用情况和局限性。访美期间，他还应邀到赖斯顿的华盛顿家中做客，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金桂华大使不愧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讲话清晰扼要，不但能站在一个外交家的高度纵观全局，还对35年前很多事情的细节记忆犹新，他事先还特意准备了文字讲稿。
金大使介绍说：“l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是一次‘破冰之旅’，它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为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中国方面事先做了一些重要的铺垫，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兼专栏作家赖斯顿及其夫人1971年访华即是重要的铺垫之一。赖斯顿夫妇于l971年7月8 日至8月26 日应邀访华，在中国逗留了一个半月还多。这次访华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进行的，我奉命全程陪同并兼任翻译。”
金大使还进一步澄清，他陪同赖斯顿夫妇于1971年7月9日到达广州后，确实接到了外交部的命令，要求改变原来马上乘飞机到北京的日程，要想办法拖到12日才能让赖斯顿到北京，具体原因他当时也不清楚。此事当然不能直接告诉赖斯顿，只好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在当地参观，改乘火车赴北京。由此还带来了很多接待上的麻烦，由于当时中国条件有限，在普通火车上安排外宾吃饭就很困难，不过，赖斯顿夫妇最后还是很满意。金大使说他可以证明，赖斯顿的阑尾炎发作确实同他听到了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新闻有关，金大使当时一直在场，亲眼看到赖斯顿听到新闻后备受打击，然后感到腹部不适，回到饭店后就发病了。
金大使还对赖斯顿夫妇访问的全程做了详细的介绍，下面的回忆主要取自金大使的书面讲稿。
赖斯顿这次访问有两个高潮，周总理接见并宴请是一个高潮，赖斯顿采访并亲自感受中国的传统医术针刺麻醉是另一个高潮。正是这两个高潮使赖斯顿这次访华为世界所瞩目。
第一个高潮出现在8月5 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赖斯顿夫妇，周总理同赖斯顿夫妇长谈了5个小时，双方谈了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控制核武器等重大问题。长谈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赖斯顿夫妇。周总理请赖斯顿喝中国名酒茅台，赖斯顿兴奋了，吃荷叶包肉时一开始连荷叶都一起吃了，周总理提醒他不要吃荷叶，赖斯顿后来专门就此写了报道。
第二个高潮是赖斯顿与针刺麻醉。赖斯顿对我说，他一生只住过两次医院，一次是他出生时，另一次就是在中国治疗阑尾炎。赖斯顿得阑尾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他每天的病况报告要送周总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在美国反响也很强烈。赖斯顿说，在《纽约时报》工作的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的女婿来电告诉他，除了艾森豪威尔得病引起人们的关心外，其次就是对赖斯顿割阑尾的关切了。赖斯顿还说，关于他的病，在美国传说纷纭，有人甚至说，他是为了了解中国针灸才故意装病住院的。
赖斯顿是7月16日中午感到腹痛的，他的夫人告诉我后，我就立即报告外交部。当天下午，协和医院即派医生前来赖斯顿夫妇下榻的新侨饭店出诊，l7日上午又在新侨饭店进行了内科和外科会诊，确诊为急性阑尾炎。17日下午赖斯顿即住进了协和医院，由五大名医(中国医学科学院革委会主任吴阶平、协和医院院长崔静宜、内科主任张孝骞、外科主任曾宪久、外科主任医师吴蔚然)再次会诊，再次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并决定手术切除。当晚进行了手术，历时50分钟，很顺利。
赖斯顿来中国后，表示对中国的针灸医术极感兴趣，有意就此做专题采访。赖斯顿住院就专门提出要求：在为他手术时，使用针刺麻醉而不是常规的麻醉。院方经过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大夫确实对他实施了针刺麻醉，只是考虑到赖斯顿是一位特殊的病人，为增加保险系数，在实施针刺麻醉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常规麻醉。
在住院期间，赖斯顿除了经历了针刺麻醉外，还经历了一次针刺治疗。为了促进赖斯顿胃肠蠕动，协和的大夫于18日还对他进行了针刺。赖斯顿夫妇对此非常感兴趣，赖斯顿口述自我感觉，由夫人当场做了书面记录，赖斯顿还问了大夫很多有关针灸技术方面的问题。赖斯顿夫人还拿来当天的《人民日报》给我看，报上登有关于针刺麻醉的报道，她让我翻译给她听，她做了记录。
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赖斯顿住院期问，几次向人们谈起关于割掉阑尾治病救人的毛主席语录。他说，“这条语录对我太适用了，好像毛主席就是为我写的。我有阑尾炎，你们放心地开刀吧，我绝不会讳疾忌医。”在进行阑尾手术时，赖斯顿特意把毛主席语录放在旁边，并说，现在毛主席也在观察我。(毛主席的这段语录引自《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一个人得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9～830页)。
住院期间，赖斯顿夫妇还同协和医院的领导和医生座谈了3小时，中国著名妇产科权威林巧稚医生也参加了。出席座谈会的两位大夫专门向赖斯顿夫妇介绍了中国的传统针灸医术。
赖斯顿于7月17日住院，7月28日出院，共住院11天。
赖斯顿住院割阑尾，使他有机会亲自体验了中国传统针灸医术的神奇，但赖斯顿对中国针灸的兴趣并未到此了结。出院后，他又提出要我们安排采访针刺麻醉。赖斯顿的这个要求最后在上海得到满足。
8月20 H上午，赖斯顿参观了上海著名的华山医院，此行专门为采访针刺麻醉。赖斯顿夫妇一共参观了5个针麻手术，其中包括2个脑瘤切除术和l例右肺切除术。有些病人是在头颅被打开时同赖斯顿夫妇交谈。有一个病人是大庆油田工人，他脑腔的肿瘤被切除后，躺在手术台上向赖斯顿夫妇问好。赖斯顿问，疼不疼?这位工人答道，不疼，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支持我。一个l3岁的少年切除颌部肿瘤后刀口刚缝合，就从手术台下来同赖斯顿夫妇握手，说：“中国的少年向美国人民问好。”另一个青年工人，医生只用了一根针做针刺麻醉，进行脑部肿瘤切除大手术。他边吃水果边回答赖斯顿夫妇的提问，介绍自己的病史和感觉。
赖斯顿夫妇访问杭州回到上海后，又要求采访针麻拔牙。8月24日，赖斯顿夫人参观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科的针麻拔牙，赖斯顿本人因为急于写稿而没有去。
赖斯顿夫妇是8月26日自广州出境回国的，出境前，赖斯顿对我谈了一些这次访华的观感。有关针刺麻醉的部分，赖斯顿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看到了你们用针刺麻醉切除大脑肿瘤的大手术，实在惊人，这是这次访问的高潮之一。这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像这样的经历我前半生就这一次，看来下半辈子也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了。这一切都非常有说服力，开始我有些不相信，看后觉得实在了不起。由于过去20多年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隔绝，互相不了解，我认为你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医生能来看看你们的医疗，会比我这个记者更有益。”
金大使的上述回忆，对赖斯顿患病的前后背景和在医院参观情况提供了详细的描述，也证明赖斯顿和夫人确实对中国针灸十分有兴趣。回忆的内容同赖斯顿和夫人莎莉当年发表的文章基本一致，只是在赖斯顿本人是否使用了针刺麻醉上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有出入。金大使关于赖斯顿读毛主席语录的插曲确实很有意思，也十分符合赖斯顿作为一个老练记者的行为。据赖斯顿自己后来讲，他北京之行最初的目标之一是要采访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显然，尽管因病人院，他仍然想尽各种办法向中国高层传递他要采访的信息。后来，在周恩来总理到医院探望他的时候，赖斯顿不失时机地提出正式采访周总理的请求，并得到同意。周总理还告诉他，这次见不了毛泽东主席了。
李占元医生的到会和发言，为考证赖斯顿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针灸治疗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据，将此案变成了“铁案”。李医生年近70，外表朴实憨厚，和蔼可亲，如果不了解情况，没人能把他同发生在美国的针灸热联系起来。1995年从协和医院中医科退休以来，李医生一直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有时在北京职业技能培训班为学员讲针灸课。在他为赖斯顿针灸的经历被披露以后，李医生又重返医院工作，任北京广仁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他针灸技艺高超，深受患者欢迎。2005年之前，李医生对自己为针灸西进的贡献毫不知情，他说，给学员讲针灸课时，讲到针灸如何传人美国，他一直认为是由于尼克松总统访华使中国针灸传入美国，完全不知道美国针灸热同自己有关。
据李占元医生回忆，1971年他在协和中医科工作，从事针灸治疗。因为住的离医院很近，经常值班，如有急诊病人需要针灸通常会找他。当时赖斯顿术后腹胀腹痛，可能是外科病房急诊找他，所以病历中没有记录，但治疗过程他还清楚地记得。因为当时美国患者很少，尤其是有名的记者，院里很重视，住在“5楼”的病人都是外宾和重要人物。
李医生说，他为赖斯顿实施的针灸治疗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使用的是常用的针刺和艾灸疗法。赖斯顿术后腹胀腹痛，是因为麻醉药的作用和手术创伤所致，按照中医理论应该针刺胃经的穴位以促进胃肠蠕动。他选择了针刺下肢胃经的足三里穴，配合针刺上肢的曲池穴，同时用艾灸熏烤腹部的脐周围，总共治疗了大约20多分钟，仅仅治疗了一次。这种疗法对于术后腹胀腹痛是十分有效的，赖斯顿在文章中描述症状马上有所缓解应该是正确的，只是后来病人的情况他也不清楚。
李医生对治疗过程的描述虽然简单，语无惊人之处，但在针灸历史上，这很可能是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治疗了。可以想象，李医生在点燃为赖斯顿治疗的艾卷时，同时也点燃了美国针灸热的导火索。
综合中方3位当事人的回忆，比较赖斯顿和夫人莎莉在有关文章中对他们中国之行的描述，可以看出，中方的回忆同美方的文字记载惊人的一致。由于中方当事人互相之间在事后的35年里并没有联系，也没有读过赖斯顿在美国发表的文章，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赖斯顿报道的真实性，没有虚构和过度渲染，这也正是赖斯顿的故事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赖斯顿描述的针灸对他术后腹痛腹胀的疗效，在四分之一世纪后被西方医学科学家经大量临床试验研究后证明是真实的，是可以重复的。
在座谈会上唯一有争议的话题是：为在赖斯顿的阑尾切除术中是否使用了针刺麻醉，这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虽然金大使最初的回忆是用了针刺麻醉加药物麻醉，加上赖斯顿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有些“含糊其辞”，但主刀医生吴蔚然院长则肯定地说，没有为赖斯顿使用过针刺麻醉。手术记录中也清楚地写明，使用的是药物麻醉。李占元医生也认为不可能使用过针刺麻醉，因为他当时是医院针刺麻醉小组的副组长，如果给外宾使用针刺麻醉，他一定会知道。据了解，赖斯顿的儿子们也记得父亲说手术使用的是药物麻醉，针灸治疗是在手术以后的事。不过，金大使关于赖斯顿曾要求中国医生使用针刺麻醉为他做阑尾手术的记忆是十分可信的，这也符合赖斯顿为了搞到好新闻不惜一切的职业精神。很可能的情况是，医院经过认真的研究，或者请示了高层领导人的意见，为了保险起见，拒绝了赖斯顿的请求。
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明智之举，因当时赖斯顿的病情几乎是在全美国公众的瞩目之下，如果手术出现任何差错，后果不堪设想。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和详细的病历记录，座谈会上，大家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定赖斯顿的手术确实没有使用针刺麻醉。至此，对这个几十年来悬而未解的谜团作出了最终的定论。
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赖斯顿在中国访问期间，不但对针灸和针刺麻醉有浓厚的兴趣，还亲自到中国的一流医院参观了针刺麻醉下进行的大型手术，还拍了许多照片，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在上海发回过一个同针麻有关的报道外［150］，赖斯顿在回国后发表的文章中，并没有更多地提及在中国医院参观的所见所闻，也没有再直接报道过针刺麻醉。他在术后写的“开刀记”中仅仅是客观地描述了接受针灸治疗的经历，并无任何过分渲染之词，这可能正是赖斯顿的谨慎，也是他的高明和老道之处［9,10］。如他自己对金大使所述：“如果我们的医生能来看看你们的医疗，会比我这个记者更有益”。显然，他把报道针灸新闻的机会留给专业人士，这样做他不但没有错过任何好新闻，反而还使他亲身经历的针灸故事更加可信。而中方精心安排的参观并没有浪费，因为中国人的精神深深感染了赖斯顿，让他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新中国，使他意识到这个东方巨人在觉醒，赖斯顿对中国的认识，体现在他每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影响了成千上万的美国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