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针麻的不同声音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针刺麻醉考察报告的结论部分留有一个“尾巴”，即在结论的后面有一个注释。说明考察组的成员托巴博士对报告的结论有不同意见，他对针刺减痛的观点已经发表在不同的杂志上。这在民主的美国学术界是很常见的现象，任何人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意见，但最后的结论应该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来表达。在学术界，“真理有时可能在少数人手里”是常见的，具体分析少数人的反对意见有时会很有启发。
    查寻托巴博士发表过的论文，可以知道他的专业是神经专科的痛症治疗，他经常出现在法律诉讼受雇佣的医学专家名单中。几十年来，托巴博士并没有发表过针灸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只是偶尔写一些对针灸的评论短文，最早的一篇发表于l972年，这也可能是他被选人针刺麻醉研究小组的原因。多年来，他对针灸的看法基本保持一致，是西医中反对针灸的代表人物，他的某些看法和观点显然比较极端，但又有一定的科学严谨性。托巴博士早年曾预言，针灸会像其他巫术一样被人们所忘记，但是几十年过去了，针灸在美国仍然是路人皆知。下面的段落，取自托巴博士的一篇文章。
    “针灸：胡扯乱针”——在前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不久，很多西方报道说针刺可以作为唯一的麻醉剂进行大手术。人们的印象是针刺麻醉已经被广泛地使用，可以用于高危险的病例、儿童、老人以及兽医手术。有关针刺麻醉传的最广的谣言可能是有关《纽约时报》的政治评论员赖斯顿，说他的阑尾切除术是在针刺麻醉下完成的。不论这些传闻来自何方，事实是这些事没有一件是真的。针灸的神化在美国广泛传播到今天。我们最好的希望是随着时间、教育和逐渐了解到针灸的无用，公众会拒绝针灸。那时，针灸就会像其他的巫术，如排毒疗法、蝎子疗法、放血疗法等一样，被人们所忘记[126]。
    《读者文摘》l973年曾发表过美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贝勒医学院院长蒂贝克(Michael DeBakery)博士的文章，题为“批评地看针灸”。文中描述了他于1972年访华时，参观了6个针刺麻醉手术，同大部分参观者不同，他对针刺麻醉有所保留。他认为针灸的应用在美国被过度宣传，即使在中国，医生们也承认针刺麻醉还在实验阶段，只有一部分病人适合针麻。蒂贝克博士在上海医院观看了针刺麻醉开胸心脏手术，他的看法是，这些手术虽然看起来很残酷，但疼痛主要发生在切开皮肤时，心脏手术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疼痛感觉。在他看来，只要在切开皮肤时用点局部麻药，手术其他过程不再用麻药也算不上什么奇迹，早年西方在做同样的心脏手术时，也曾使用局部麻醉。令他感到疑惑的还有，针刺麻醉只适合一小部分病人，针刺麻醉的穴位选用差别很大，穴位似乎没有解剖学基础。蒂贝克博士进一步猜测，精神和社会因素在针刺麻醉中的作用要大于针刺的作用，他怀疑针灸真的能够对世界医学产生影响[127]。
    几十年后在西方医学界发生的事情似乎证实了蒂贝克博士的部分预测，针刺麻醉并没有对药物麻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他没有预测到的是，中国针灸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的确对世界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美国公开质疑针灸的绝不止一两个人，早期对针灸和针刺麻醉持怀疑态度的医生和科学家就更多了，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学术研究和民主的观点看，鼓励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建议，对促进针灸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很多早期对针灸的不同的意见、质疑和学术讨论，最终都成了针灸在美国发展的动力。
    可能是由于针刺麻醉疗法经历过美国严格的科学评估，美国很多医疗保险公司都曾经将针刺麻醉列为保险支付的项目。直到201 1年，还有保险公司在政策条文中规定可以支付针刺麻醉的费用，也偶尔有病人因为对麻药过敏等原因，寻找针灸师做针刺麻醉，笔者在诊所里就接到过病人的询问电话。
    美国的“半官方”针刺麻醉评估报告于1976年发表，l980年正式出版。从学术上看，这份报告可说是历史上最权威的针刺麻醉评估报告，在科学性、客观性和可信性等方面，都要超过中国国内的同行评估或“成果鉴定”。此报告不但为针刺麻醉的真实性“正名”，还对针刺麻醉之所以“有效”做了一些合理的解释和推测，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对针灸在美国后来的发展和在镇痛等方面的应用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但遗憾的是，报告正式发表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公众关注，中国的医学界似乎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报告，此报告可能至今在中国都没有中译本。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内地70～80年代的新闻报道中，有关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针刺麻醉和针灸的反应及西方“针灸热”报道得非常少，更缺乏详细的内容。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同美国在70年代还没有建交，中国人对美国的情况和文化了解甚少，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赴美的浪潮是在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一位研究中医文献的专家告诉笔者，他8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就对中医在美国发展的状况很有兴趣，但当时苦于没有第一手资料，根本没法立课题。另外，当时中国政府推动“针灸外交”主要是为了政治宣传，对针灸在海外发展是否可行并不关心，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和规划。现在看来，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中国针灸界和医学科学界没能直接参加和推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早期针灸启蒙运动，引导“针灸热”的发展，也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甚至当美国专家写出权威的评估报告后，中国有关专家还全然不知。
    历史好像同人们开了个玩笑。美国医学科学界对中国针刺麻醉现象给予了空前的重视，于l974年派出学科专家团到中国实地考察针刺麻醉，然后花了很长时间撰写评估报告，数易其稿后，于l976发表，最后于l980年郑重出版。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轰轰烈烈进行的针刺麻醉却由高潮走向低谷，恰巧在1980年左右偃旗息鼓。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人开始热衷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医学技术，经济效益逐渐主导了中国的医疗市场，传统的中国医术被人们冷落，甚至出现生存的危机，就连曾经普及全中国的针灸疗法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